—— 在2019中原企业发展论坛暨媒企联谊会代表媒体发言
大家好，又见面了!
其实，大会让我来代表媒体发言，我很惭愧，也很惶恐，因为众所周知，这两年我已经很少采访很少写稿子了。
但是，我又很高兴站在这里，因为我恰好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作为一个通讯员，我不但是一个记录者，一个瞭望者，更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而最为重要的是，也许许多媒体同行都没在意，我们通讯员，我们媒体人，也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我不知理论家，我讲不出让人振聋发聩的理论，我也不是数学家，我拿不出引经据典的数据，但是，作为一个记录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14岁以前，我是一个农民，我家里种着十几亩地，那时候我爸在郑州上班，我姐在外地上学，我弟弟还小，我是家里的长子，所以，从我开始会走路时，家里的重担就只有我和我妈艰难的扛着。我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有美好的快乐的童年，可我没有，我的童年全是苦难!
14岁时，我来到郑州，我成了一个工人，还是童工。
我在工厂看过大门，烧过锅炉，看过澡堂，修理过电器。我记得当年我在《青年作家》上发过一篇小说，在文章中我说我像一个流浪狗一样疲于奔命，结果却是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一无所获。那时的我，一个人走在异乡清冷的大街上茫然无助，那是怎样的一种孤独。所以现在，只要一听到汪峰的《北京，北京》，我都无法控制自己泪流满面。
而那时，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20岁时，我被推荐到了作家班;两年后，我成为了一名通讯员。
从一个农民，一个工人甚至一名浪浪者，最终成为一名通讯员，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人才流动的大门，我想这基本不可能的。所以，身份的转变，是改革开放带给我的首要的也是基础的受益。
不过，那时候的通讯员很苦，是真的很苦。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动车，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甚至连电子邮件都没有。
那时候出去采访，别说全国了，就是省内，从郑州出发到一个地方，先坐公交车到火车站，再坐客车到地市，再转车到县里，往往都要折腾一天。那时的公交车连空调都没有，冬天冻死，夏天热死。
好不容易采访完了，还要用稿纸写稿子，那时没有电脑，都是方格稿纸，写一篇特稿要写30多张，写错了撕掉重写更麻烦。现在的人，别说写30多张了，抄30张都难。
那时没有微信没有电邮，最快的发稿方式是发传真，还得去邮局发，自家没有，那时别说自己家安传真机了，安个电话都难，申请后几个月都不一定安上，得排号，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安个电话老贵了，许多人一年的工资安不了一个电话。
要是带图片的稿件更麻烦，得先把照相机里的胶卷扣出来送到照相馆，洗出来后再邮寄给报社。
现在的通讯员太好了，信息时代，近了自己开车，远了有高铁飞机，更重要的是有手机有微信有网络，现场采访同步就直播了，多好。
说到这里更要感谢现场的企业家们，因为手机也好汽车也好网络也好，都是你们提供的，是你们给我们新闻人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谢谢!
身份变了，硬件变了，物质生活紧跟着就变了。
我86年来郑州做工人时，月工资是36块，我爸给我设计的路线是，先做工人，然后做技术员，然后是车间主任，最后是厂长或者工程师。那时，做厂长或工程师是家人给我制定的人生最高人生目标，这似乎也是命运的安排。
偏偏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信命，我知道厂长也好工程师也好，那是家人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
我小时候学习不好，其实不是不好，是不好好学，所以每到考试前，我妈或我姐都会先打我一顿，因为不打我，就考不及格，打一顿，基本都考满分。
我不好好学习，但我爱看书，书看多了，就爱做梦，心里就有了一团火，要当作家，要让别人看我写的书，要名垂青史。
于是，我辞职了，开始写作。
但是，很快，现实就来了，因为辞职后，作为物质保障的36块就没了。人可以活在梦想里，但你的胃不行。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困顿的，那种拮据我想也是许多人不曾经历的。
最困难的时候，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找钱，一分一分的找，一枚，两枚，找到五枚了就很开心，因为那时的馒头五分一个，一顿饭就有着落了。
96年河南电视台给我做专访，那时的河南电视台就一个频道，全省一亿人共看一个频道。那是我接受的第一个电视专访，所以我记忆犹新，因为那时我刚刚24岁。
我当时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我爸来郑州，刚好是中午，我正做饭，锅里蒸了两个馒头和一盘萝卜丝，我爸说你就吃这个，我说爸，萝卜丝蒸熟后拌上盐可好吃了!我爸当时一下子就哭了，说，孩子，活不下去，还回家种地吧。
我说这些时，编导和摄像都哭的拍不下去了。
其实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贫穷和饥饿，是许多人记忆里刻骨铭心的痛!
但做了通讯员后，这一切就变了。
那时候，郑州街头有许多书报摊，几乎每一天，只要翻翻当天的报刊杂志，都会看到我写的报道，有时一天能看到几篇。而且，那时的报道可不是豆腐块消息，都是整版整版的特稿。
(说到这里说个题外话，今年5月我去日本，在上海虹桥机场转机，在通道上看到一排大幅的广告，是推介一个作家一本新书的，那可是寸土寸金的虹桥机场啊，那得花多少广告费啊，谁知一问得知，是公益性的。而在我们这里，偌大的省会城市已经容不下一个书报摊了)
好了，言归正传。稿子多了，稿费自然就多了。因为每天收到的样报样刊和稿费单很多，以至于那时候我还在邮局专门开设了一个专用信箱来接收它们。
从此，我再也不用一分一分的找馒头钱了。
我以前住在西郊，三楼，楼对面有一个烩面馆，那时一碗烩面才几毛钱。最初我常常坐在阳台上，眼巴巴地看着那里，心想，什么时候能吃上一碗烩面就好了，后来，吃上了;于是又想，什么时候吃烩面时还能吃上两盘凉菜，后来吃上了;于是又想，什么时候能去饭店吃上大鱼大肉的，后来吃上了;于是又想，什么时候可以吃上海鲜鲍鱼，后来又吃上了;现在可好，每顿饭就想喝点粥吃点青菜。
之后，开始买车子买房子，后来又不断换车子换房子，不但给自己买，还给家人买，并且给一大家人提供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我不敢保证一家人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但我至少能确保他们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现在，正如大家看到的，我不但让自己，同时也让一大家人都过上了舒舒服服的日子。
甚至现在，我很少采访写稿了，我天天爬爬山、看看海，陪家人聊聊天、养养花，马放南山，归隐田园，也依然有充足的保障。
为什么?都是改革开放带给我的红利。
当然，比起身份的转变，硬件的转变，物质生活的转变，最大的受益是精神世界。
这一点，我想做过调查通讯员的感受最深。
当你的一篇报道撂倒了一个贪官，当你的一篇报道昭雪了一桩冤案，当你的一篇报道改变了一个人一家人的命运，当你的一篇报道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甚至影响到了一个地区的政策走向，给无助者以臂膀，给软弱者以力量，给迷惘者以方向，给绝望者以希望，当阳光照亮现实，苍穹万丈光芒，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你唯我独尊，你是一个超人，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傲视一切的王!
至于具体的事例，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列举了，相信媒体朋友之前都从各种各样的媒体上看到过，看过我写的东西和别人写我的东西，我之前的两本书《良知与真相》和《历程》里也都有。
至于企业界的朋友如果想了解我，百度胡震杰这仨字，我在网络上是个透明人，你想知道的都能看到。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真的不能再说了，今天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就是要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我们通讯员我们媒体人，同样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伟大祖国，感谢改革开放，感谢我的家人，感谢在座的所有朋友!
谢谢大家!谢谢!
胡震杰： 1972年出生于河南中牟，199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作家班，历任多家中央媒体通讯员、主任通讯员、通讯员站站长、主编、总撰稿、总编，个人经历及创作成绩先后被中国青年报、中新社、中华新闻报、民主与法制、美国中文网、星岛日报网、凤凰网等近百家中外媒体报道，并多次接受河南电视台、重庆卫视、法治中国等电视专访，出版有纪实报道集《良知与真相：一个通讯员眼中真实的中国》和《历程》。
供图：王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