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辽宁讯（首席记者孙守印记者高玉）
祖国解放前夜：他背着父母，从学校走向军营，火线提干入党；
转业到地方：他主动要求到基层一线工作，从不因为自己是功臣，谋一点私利；
离休后：他仍然不忘学习，每年120元的党费一分不少，他时刻提醒子女要相信组织，不要沾老子光。
身为解放前老兵，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国家功臣，他从不向家人、外人炫耀自己，处处以一名老党员、老革命的标准要求自己，当他得知自己得的不是好病，嘱托家人和大夫不要为国家浪费药费了。
爸爸无憾而终“离国庆还有几天了？我还能不能挺到？去年90岁，我赶上了建国70年大庆，场面真是宏伟呀！坐在电视机前，我反复看了好几遍，特别是当看到那些老兵带着勋章坐在主席台上，同国家领导人一道参加检阅的场景，没想到国家能这么重视老兵，我激动了好几天，仿佛又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看到了那些曾经与我出生入死的战友。今年是抗美援朝70年，我还想看看那些健在的老兵……”
老人的儿媳姜涛告诉记者，公公一向少言寡语，自己结婚26年从没听过一次他炫耀自己过去的功劳。可老人在临终前两天，却一反常态的说了很多，回忆着建国70周年国庆的庆祝场面，“做人一定要谦虚低调，不能出风头，要相信党和政府，尽量不要给组织找麻烦，死我倒是一点不害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走后你妈妈随她的便，愿意跟闺女就去你的姐姐们家，愿意跟你们就好好照顾她……”“爸爸，你把事情都安排好了，还有什么遗憾吗？”
“没有，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多活了这么多年，党和组织这么照顾我，我很幸福了，哪有什么遗憾。”老人家真的做到了无憾而终，不容易啊。
姜涛口中所说的公公名叫李祥庚，今年91岁，1949年7月入伍，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参加过上甘岭等多个艰苦卓绝的战役，在火线上入党提干。1953年入生化学院读书3年，毕业后先后在生化部队、工兵部队服役。1966年以副营的职务转业到地方。本来他可以到北京附近工作，可他放弃大城市的繁华，主动要求回家乡工作。别人问他为什么放弃大城市 工作的机会，他总是说“只要是革命工作，不计较职位高低，得失多少”。李祥庚先后任博洛浦粮库书记，大石桥市水箱厂工会主席等职。
满腔热血弃笔从戎 "老李出生在高坎镇后忠堡大队十间房小队，家里7个孩子，他排行老三。爸爸是当时十里八村小有名气的裁缝，曾为张作霖做过衣服，妈妈撮草绳贴补点家用，日子虽然紧巴，还算凑合。因为他上面是两个姐姐，他是长子，又很聪明，他爸爸为改变门风，供他读书。19岁时已读到了营口中学，暑假没回家，等到天气都快冷了，还没回家拿衣服，他爸爸、妈妈去学校找他。到了学校才知道，他偷偷报名参军了，父母追到铁岭也没见到，说是已经去了丹东。妈妈不放心儿子，回家后天天哭，哭瞎了眼睛。我俩唠嗑是我问过他，你那么胆大，敢瞒着爹妈去当兵。“爸妈知道不会让我去的，上学时老师给我们讲，过去日本人在中国，欺负中国人。当时听到这个我心里面就很气愤，我一定要当兵。我去当兵了，也减轻点家里的负担。”“你那么小就上战场，不怕，不后悔吗？”“那时候年轻，满腔热血，我下定决心要当兵，就没有什么惧怕的，因为我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打仗哪能不死人，作为军人，都有为保家卫国随时献出生命的英雄气概。”李祥庚的老伴84岁的王文兰老人断断续续的回忆道。
"老爷子一辈子低调，从不在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功劳。他从不给我们讲他打仗立功的事。那还是一次我们看电影《上甘岭》，看着看着，我看见他哭了，‘电影拍得太真实了，我就是这次战役生还的人，那次战斗就是这样残酷。当时我是炮兵，因为炮出现了故障，我趴在底下查看，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的阵地，一阵炮火将我的战友全部炸死，那门炮的测量手肠子都被炸出来了，好惨啊！我被炮弹的气浪掀出一丈多远，身子被土埋上了。一排的人就我这个排长活下来了，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我真的痛心。……’
老伴的四个手指甲就是在朝鲜战场上冻掉的，落下了毛病，手凉到了，人就会休克。耳朵也被炮振聋了，落下了残疾。他还得了肾炎、胃炎。1953年，国家成立生化部队，他从朝鲜战场回来被调到生化学院读书三年后被分配到生化部队，后来又被调到工兵部队工作。"
婚前只见却过一辈子 “我出生在河北省蓟县，也是革命的后代，爸爸叫王艾，抗日时是地下党，三个乡的书记，公开身份是老师。我4岁那年，年仅28岁的爸爸就被小日本杀害了。爸爸的墓就在蓟县盘山烈士陵园，从东边数第一个。我7、8岁时，因为长得小，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给共产党送过信呢。
1956年，当时我叔叔是老李的文书，他了解老李的为人，说嫁给老李他放心。可是我不愿意，他比我大7岁呢。爷爷知道向我吼道你叔叔还能害你啊。
从提亲到结婚，就见了一次面，还是我婶要去部队看我叔，两个孩子带不过来，让我陪着去的，这样才见到他一面。等回家后我给他写了封信，说是到家了，他回信，都是几句话，几个字。就这样，一年后的1957年，我俩在部队，租了老乡家的一间半房，做了一床新被，买点水果、糖块等就结婚了。
“爸妈只见了一次面，通了一封信，却陪伴了一辈子，让我们佩服啊。”儿媳姜涛感叹道。
有名的“老坚决”“我和他过这么多年，没借到他一点光，没享过一天清福。他从来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困难的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作为粮库的一把手也没拿家来一粒大米，一斤面。记得当时一位公社的领导，看我天天去地里挖野菜，4个孩子骨瘦如柴，上赶子给我家批了60斤米糠，筛出点粉来包菜团子，他当时在粮库当一把手，可是我们家照样挨饿。我背着他抓了个猪仔，寻思剩汤剩水扔了可惜，拉扯着养活大了，也能倒几个钱，可抓来的第三天被他发现了，当场火冒三丈，‘别忘了，你是烈士子女，我当粮库一把手，让旁人怎么想’，逼着我把猪卖了。
我在镁矿上班时，孩子小需要照顾，离家远，还没有通勤车，就申请调动工作。本来可以安排到水箱厂，和我一起调工作的小刘就去了水箱厂，可他却说我是干部你不能来水箱厂。
家里人谁也别想借着他一点光。‘这些待遇是党给我的，你们不能享受。’他总是会这样理直气壮的教育全家人。他在水箱厂工作期间，厂里人背后给他送了个绰号“老坚决”。他从来不向国家伸手、从来不向组织张嘴提出任何困难和要求、从不抱怨，违反原则、占便宜的事坚决不做。
他转业时级别高，因此在厂里厂长都没他工资高，当时他工资是88元，厂长才53元。这下好了，每次有涨工资的名额他都让给别人。“让下边的撵撵。”后来他这个高工资的却变成了低工资。
他的医药费可以百分之百报销，可家里人吃不着一片他的药，反倒是一些感冒、消炎等药他却要拿我的卡去买。每次有病都是没好就出院，“给国家省省。”就在病重住院时，不止一次的问大夫、孩子，我得的是不是不好的病，如果是就别住院了，为国家省点钱……”
可怕的爸爸“作为儿子，我为老爸是共和国的功臣而感到骄傲，老爸一生做人低调，从不因自己是功臣而自居，从没给组织添一点麻烦，每年120元的党费一年没少。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怕他，“做人要本分，不要指着老的，自己干。”这是爸爸对我们经常说的话。
“在上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本来我们是1976年5月才从农村搬到城里住，爸爸却在7月16日让我去了永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记得我刚上水箱厂上班，还是小孩，厂里下来的铜片废料，像硬币一样，金黄金黄的很喜欢，就拿了几个回家玩。爸爸看见了，中午饭都没让我吃，狠狠地骂了我一顿，‘都像你这么拿，那得拿多少。废的也不能拿，这是厂里的，赶紧送回去。’
水箱厂全厂1000多人，四个下乡名额，爸爸非得让我下乡接受锻炼，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们都很怕爸爸，在他面前不敢随便乱说，更不敢做一点不规矩的事。
家里只有我敢和爸爸说句笑话，可能因为我是儿媳吧。”
孩子们说出了他们心中的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