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农村适龄生源数量骤减，各地不断加大教育资源整合力度，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命运再次来到十字路口。记者近日在河南多地走访，除了快速崛起的“乡校模式”，未被合并的“村小”也在逆境中坚守。在“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背景下，农村学生将何去何从？随着“教育城镇化”不断深入，乡村教育是否还有其他可能？请看——

2024年元宵节过后没几天，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王上小学又到了开学日。但能容纳500人的学校只迎来83个学生，稀稀拉拉的吵闹声在校园里回响。

这很可能是这所“百年村小”最后一次开学了。

五年级班主任顾俊红翻开全班19个人的花名册，“李一彤父母智力有问题，奶奶管孩子不是打就是骂”“戴眼镜的小姑娘叫张丽丽，妈妈说是外出打工，其实就再也没回来”“王天恒他爸得病去世了，到现在还瞒着他……”算上“重组或离异，父母重病或去世，家庭贫困或有巨额负债”等情况，顾俊红连续在花名册上打了十几个对勾。

“学校要是被撤掉，这80多个孩儿咋弄？”最近半年，一想起“撤点并校”的事她就发愁。虽然5公里外“大金店镇中心小学”已传来各种消息，但孩子们合过去后“住校能不能习惯、学习跟不上咋办、村里人会不会有情绪”等一系列顾虑，在顾俊红脑海里挥之不去。

像王上小学这样，规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被称为乡村小规模学校。从2002年开始，针对这类学校的“撤点并校”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2012年前后中央叫停了大规模的撤并行为，并多次要求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但在适龄生源急剧减少、教育城镇化席卷、各地统筹教育资源等复杂因素作用下，农村小学的命运再次来到十字路口……

近日，记者在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濮阳市清丰县、安阳市安阳县等地走访，发现一些资源高度集中的“乡镇中心校”开始崛起，未被合并的小规模学校也在逆境中坚守。问题随之而来：当留在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农村小学是否还有办下去的必要？“乡镇学校”能否成为农村孩子的归宿？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中，乡村教育又该如何定位？

生源骤减之后

王上村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南18公里处，村内古城墙、古祭坛遗址依稀可循，小学的历史也可追溯至百年以前，但如今3000多人的户籍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还留在村里。

“三年前村里每年还有二十六七个新生儿，最近两年只有十六七个了。”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洪满是无奈，“学校要是再没了，村里更没（年轻）人了。”2015年在他努力下，村里向上级争取400多万元资金对学校进行了重建，崭新的三层教学楼配备了音乐、美术、计算机等功能教室，操场、食堂、公厕等全部翻新，学生人数在2017年一度达到近300人。

只是最近几年生源的减少速度远超预期。2023年8月临近开学时，有两件事让校长崔海洪吃惊：一是全校一下少了50多个学生，除六年级毕业外其他年级还转走了20多个；另一个就是村里的适龄新生只有3个，经请示上级后，一年级就不再招生了。

“一些家长听说周围村里的学校都撤了，觉得本村也是迟早的事，干脆趁早另谋出路。”崔海洪说，“教职工也只剩下7人。”

如今，学校里连同实验室、计算机室、心理辅导室等十几间教室，以及大量的多媒体设备闲置下来，一些企业、工厂开始觊觎这片校园。虽然学校“师生比”超过1∶19的国家标准，但7位老师几乎都是全科教师，“班师比”严重不足，音、体、美等副课都开不起来。

但从全镇来看，王上小学能保留至今已属不易。过去五年，附近顾家河、文村、雷村、段村、安庙、陈楼等六所小学相继撤并，全镇由最多时的二十多所小学变为只剩5所，改扩建后的镇中心小学成为绝大多数学生的去处。

有研究认为，中国大部分省份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规模在2023-2024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步下滑；而当前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多由于农村人口尤其是适龄生源数量的骤减。据首都经贸大学张立龙团队预测，2021-2035年期间中国学龄人口总规模将从3.28亿人减少至约2.50亿人；而乡村小学在校生规模预计由2501万人减少到829万人，降幅近70%。

记者从登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了解到，2021到2023年间该市幼儿园入园人数由8131减少至5472人，小学入学人数从10080人减少到8853人，未来几年小学入学人数仍将不断减少。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少农村家庭在登封、郑州市区买了房子，留在村里的多是家庭条件不好或不太重视教育的，现在全市农村学生数量共有41260人，比2021年减少了超过20%。”

在濮阳市清丰县阳邵镇三合村的教学点，记者看到其外观和普通农家小院并无二致。全校共有3个年级、每年级4个学生。其中，六年级和教师办公室共用一间房，一年级和四年级共用一间房。校长兼老师陈立波告诉记者，这就是所谓的“复式教学”。

“一年级上课的时候，四年级就坐在后面写作业，学生们抗干扰能力很强。”陈立波很无奈，“前两年最多5个复式班，3个老师啥都管，进了班就是一整天工作。”

在六年级数学测试时，一个孩子半天不动笔，不是咬指头就是发呆。“怎么教就是学不会，要是在大校老师更顾不上他。”陈立波说，“现在村里就300来人，2023年就俩新生儿，一年级也只招了4个学生，还有一个身体残疾的，到学校就是为了看护。”

2023年，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周新成作为该校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研团队一员，在河南、湖南、江西三省的几十个县市走访，发现除了生源大幅减少外，很多村小学生或来自特殊、贫困家庭，家庭教育缺失，或存在精神、身体问题，留守情况普遍；加之学校规模很小，难以形成合理的教学秩序，学生间更没有正常的交往与互动结构。

“以信阳光山县北向店乡的12所村小为例，仅1所学校有114名学生，其余11所学校人数皆不足15人。在一个5人教学点，只剩下一年级2人和三年级3人，其中一位患有精神残障，两位来自脱贫户，另一位父母在离异后均外出务工，极少回家。”周新成说。

这次调研让他觉得，不少乡村小规模学校已成为服务少数农民家庭的、具有兜底与福利性质的“托育机构”。

“乡校模式”崛起

为改善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应对不断减少的生源形势，不少地区都开始了重新规划布局和结构调整的脚步，曾经“一村一校”的格局成为历史。从教育部公开数据来看，2012-2021年间镇区小学总数减少4754所，乡村小学总数减少73461所，减少数量是镇区小学的15倍之多。

据了解，2023年河南省的城镇化率达到历史最高的57.07%，也是过去5年撤并乡村小学最多的省份，仅去年就撤并乡村小学教学点952个；与此同时，一大批集中了优势资源的“乡镇中心学校”快速崛起，这些学校普遍历经多次合并，师资力量完备，教学和生活管理严谨。

与登封市大金店镇相邻的石道乡东区小学就是一个典型。最近5年，石道乡将最后所剩的郭沟、张沟、闫坡、术村等几所村小全部撤并，只剩下石道乡中心小学和2019年新落成的东区小学。其中，后者筹集资金7000万元在原郭沟小学基础上重新规划地块，新建了近五十亩的校区；学校还以“养石成玉”为线索，对校内建筑进行命名，如“琢玉、养玉、冠玉”等，当地特色的嵩山文化、任长霞精神等元素也融入其中。

据了解，从2005年开始，为缅怀任长霞同志事迹，上海公益机构捐建并持续帮扶郭沟小学；如今全部并入东区小学后，外部资金上的支持变得更加集中、覆盖学生范围更大。

该校校长刘辉介绍，目前学校共有1084位在校生和60位在编老师，近两年新招教进来的大学生就有十六七个，平均年龄在30多岁，音、体、美等副课都有专职老师；全校共20个班级、每班平均55人，招生范围覆盖全乡13个行政村及社区，学校的明厨亮灶、“颍水春耕”劳动实践、社团活动等已成为全市教育工作的亮点。

同时，由于全体住校，学校在生活管理上也形成了严格制度。比如吃饭和自由活动都有老师监管，晚7点自习下课后，当值老师还会将学生们统一带到宿舍，7点半就要熄灯、查寝；宿舍楼每两层还有一位专职宿管老师全天在岗。

午餐时间，记者看到偌大的食堂里学生们按固定区域就座，每班都有两个老师共同用餐、维持秩序。当日主食有米饭和包子，菜品是菜花炒肉和炒豆腐。按登封市要求，学生饭菜每天按13元标准，包括一盒牛奶、一个鸡蛋，午餐必须是一荤一素，每周还有两次水果。

“吃得比家里好，中午每顿都有肉。”三年级学生李明先一边说话，一边把没吃完的饭菜倒入贴有本班标签的塑料大桶里，旁边六年级的李浩宇和张境泽两名同学，负责将全校20个班的剩菜桶一一上秤、记录，以作为评优的指标。

“今天一（2）班剩得最多，有2.78斤。”李浩宇说：“俺学校要求‘静、净、比’，就是吃饭要安静、干净，吃完后还得看哪个班剩饭最多。”此时，记者才发现超千人吃饭的食堂竟几乎听不到说话、吵闹声，偶尔有同学“交头接耳”也会立马被老师制止。

用餐结束后，东区小学的学生将剩余饭菜进行称重、记录，以此作为各班“评优”指标。

这种依托行政力量使义务教育资源向乡镇一级集中的模式，被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易卓称为“乡校模式”，其特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实现基础建设集中投入与高效利用，二是保证充足生源和稳定师资，三是仍保留了乡土底色的学校功能圈；在提供较高教学质量的同时，避免了教育城镇化为农村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

“乡镇作为城乡互动的过渡地带，中心小学就是在扩大化的乡土社区里重塑教育和文化的功能组织；这些学校常位于周边村庄‘半小时’交通圈的中心，学生和家长们基本都能接受。”几年前，易卓和武汉大学的社会学调研团队在吉林长春市九台区等地走访，发现农村人口流失更多、更早的东北农村，2010前后就开始了乡校模式的实践，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安阳市安阳县也从2022年开始了乡镇中心校试点，目前全县16个乡镇的165所小学整合为85所，分流学生6560名，县里还扩建餐厅、购置午休活动椅、整修宿舍120间，并投资525万元新购校车15辆。以安阳县韩陵镇为例，原来11所小学整合后集中建成3所小学，家长们除了可以自由择校，还能选择走读、住校和坐校车等方式。

来到韩陵镇第二实验小学三年级教室时，刚吃完饭的王瑞奇饶有兴致地将靠背“放平”，向记者展示他的“午休活动椅”。

吃完饭，安阳市安阳县韩陵镇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在“午休活动椅”上休息。

“吃完饭就睡，不怕再长胖吗？”记者的玩笑让王瑞奇一个激灵坐起来：“俺妈说我太胖，就让我在学校练武术，既能防身、又能减肥。”他告诉记者，“原来在獐豹上学全班就15个同学，老师上课经常‘放电影’，现在不仅音、体、美课都有，还能报武术、陶笛、足球这些社团课。”

校长崔爱鑫介绍：“像王瑞奇家在3公里外的獐豹村，每天坐校车只需15分钟，校车公司收费每人每天是11元，学校补7元，脱贫户和困难户免费。现在全校268个学生中有132个学生午休，132个学生坐校车，剩下都是附近的走读生。”

“附近不太正规的午托班都没了，学生从184人增加到269人，主要覆盖周围李家山村、獐豹村和东梁贡村，去年学校还获得安阳市教育教学质量优秀奖。”崔爱鑫说。

三里庄的探索

虽然“乡校模式”日臻成熟，可一些小规模学校的师生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在登封市大金店镇另一个只有100多名学生的教学点，校长王慧玲觉得，去中心校不一定是最好选择，除了老师们可能面临大量行政、事务性等非教学工作，一些农村孩子也难以适应中心校的生活。

“学校虽小、学生虽少，但只要能保证基本运转，合理配备师资，村小反而有更多空间探索好的教育。”王慧玲说。

2023年9月，三年级学生顾品超从附近顾家河小学转过来，由于之前老师太过严肃、经常呵斥，生性内敛的顾品超产生了强烈厌学情绪。本来家长打算将他送到中心校试试，但一想到每班有六七十个学生、学习压力又大，最终还是转到了三里庄小学。

下课后，登封市大金店镇三里庄小学的孩子们在课间玩耍。

“你想上课就上课，不想上课就在校园里玩一玩”，为了让孩子放下戒备，一开始王慧玲给了他最大限度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找机会（跟他）多说话就中了。”

去年9月底的一天，看见顾品超在操场上晃悠，王慧玲就让他“到图书室干点活”。由于学校和几家公益教育组织合作，各类机构寄来图书、绘本、教具等满满当当放了一屋子，从未见过这么多书的顾俊杰眼里放了光。

“你帮我把这堆书整理好，然后喜欢什么就挑几本拿回去看。”王慧玲告诉他，结果顾俊杰就坐在图书室门口的台阶上，腿上抱着几本书看了一下午。

“最喜欢哪本？”

“《活了100万次的猫》。”

“能给我讲一下吗？”

“一只虎斑猫死了100万次，又活了100万次，有100万个人喜欢过它，也因为它的死而伤心。但重复了太多回，这只猫对主人的喜欢和伤心没感觉了……最后一次它成了野猫，不再属于任何人，还找到了自己的白猫新娘，生了许多小猫……它才发现自己喜欢白猫和那些小猫，远胜过喜欢自己……最后它彻底死了，但它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王慧玲开始“找话说”的时候，顾品超支支吾吾地“嘣”不出几个字；但提起书中内容，这个黝黑瘦弱的三年级学生像变了一个人，内心的感知力让这个从业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心生敬畏。

“后来老师们就让他加入‘蜗牛读跑’计划，把读到的故事分享出来，并担任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慢慢地他开始喜欢学校的生活，从一天只上一节课、两节课，到逐渐正常上课、吃饭、住校了。”王慧玲说。

这种不经意间的“定制化”教育，包含的“自由、阅读”元素，看似简单，却在很多“程式化”教育中难能可贵。王慧玲熟悉全校100多个学生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学习能力、身体状况，深知对于普遍留守、家庭情况多有特殊的农村孩子来说，成绩只是学校生活极其有限的一部分，作为乡土社会中的“大家长”，她更要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承担责任。

因此，在老师少、学生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王慧玲只得想尽办法激发主观能动性，挖掘小规模学校潜力。“根据学生能力或兴趣特点编组，每组4-6人，大家共同完成互助性学习任务，还要走上讲台表达、展示。”慢慢地，这套“分组方式”在三里庄小学越来越纯熟，并拓展到体育锻炼、户外劳动、生活管理等方面。

不光如此，王慧玲也一直在争取“外部资源”，像“蜗牛读跑”就是由北京“原点教育公益机构”设计支持的——通过将阅读与运动结合起来以培养学生们的自主管理能力。

“学生们要靠自主活动来完成任务，需要在10周内由组长带领阅读并分享35本书，还要完成每天7000-8500步的运动目标。”机构创始人王丽伟介绍。

三里庄小学的学生展示他们的“蜗牛读跑”计划。

记者看到三里庄小学的每个教室都张贴了巨幅“蜗牛海报”，学生们每阅读一本书或完成一天的运动计划，就在“蜗牛壳”上涂上一种颜色，直到整只蜗牛被“填满”，一个阶段任务就完成了，新的书籍和教具也会继续寄来。

据了解，该机构长期与“爱阅公益基金会”“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等合作并获得资金支持，推进诸如设计教育帮扶内容、联络教育专家、组织线上线下活动等。2020年以来，“原点乡村学校计划”累计支持了湖北、湖南、河南和甘肃等地约40所乡村小规模学校，长期开展“蜗牛读跑、小喜鹊读书节、原点家校运动会、远程教研”等活动支持。

正是在内部和外部力量共同努力下，三里庄小学从2019年王慧玲到学校时的166人，增长至最多时的215人，实现了近乎“奇迹般”的逆势增长。

更多可能性

据教育部公开数据，从2002年前后我国开始实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起，到2010年共撤并农村小学22.94万所，但学生辍学、接送困难、成本过高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2012年中央连续发文要求“严格规范撤点并校程序”和“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大规模撤并才有所减缓。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深化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工程。2018年中央对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作出部署，2021年和2024年中央1号文件中均明确要“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如果只是因为学校规模小、管理成本高就关闭（村小）是欠考虑的，教育氛围缺失更会对乡村生态造成深远影响。“小规模学校和‘小班化’教学本来就是理想的教育形态，只是由于绝大多数村小仍沿用传统办学模式，才导致学校小而弱、质量低。”熊丙奇说。

显然，在中央明确要求“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引领下，关于乡村教育新的探索迫在眉睫。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表示：“未来乡村学校应是当地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是乡村文化的中心、乡村振兴的引擎，还应该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的试验田，要让好的教育在乡村生根。”

杨东平认为，目前需要重新思考乡村教育的目标，既要面向大多数农村儿童实际情况，又要促进社会和社区发展，要从达到一定标准的考试成绩，转变为让学生能够对社区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用“达标+成长”来取代单纯的学业成就。

王丽伟起名为“原点”的初衷也是如此：“希望人们能回到‘原点’思考乡村教育问题，以‘乡村儿童需要怎样的教育’‘乡村需要怎样的学校’来设计解决方案。”如今，类似于王丽伟创办的“原点”公益性组织已有不少，作为公共教育资源的补充，在政府政策难以顾及的层面探索为小规模学校低成本、易实现的整体改善方案。

在浙江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丽明表示目前仅县级层面就与10多家教育基金会保持合作，近3年来各公益机构给缙云乡村学校带来资源价值超800万元。

在他看来，虽然缙云县地处浙西南、财政支撑困难，学生数量减少、师资力量薄弱等是不争的事实，但“小班小校”也是乡村教育的机遇所在。除了以开放心态拥抱社会力量办教育，缙云县也在积极探索乡村小学更多的可能性。

“‘从乡村孩子的真实生活出发’就是我们给出的答案，一所学校就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就是一所学校，所有有意义的场所都是课堂，所有能让学习发生的事物都是课程，所有德者、能者都是老师。”吴丽明说。

以缙云县章村小学为例，校长总是把“我们校园很小，只有12亩，但我们学校又很大，包括家园、菜园和校园”挂在嘴边，学校还把村支书聘请为副校长，带领村民建设学校；校长也被任命为村里的副书记，带领全校师生一起建设村庄。

除此之外，像贵州省正安县格林镇的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四川广元市范家小学等一些学校也开始了将乡土文化同现代教育理念有机融合的探索，通过“主题教学”的方式打破学科间壁垒。

“每学期都会探究不同的乡土、人文、自然主题，同语文、数学、科学、自然、历史与文化等内容有机整合，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学习成果。”田字格实验学校创始人肖诗坚介绍，“比如我们的‘特色乡土课’，就会从‘家乡万物’出发，不仅学习家庭、人口、家族、家乡、家训、家园等概念，还涉及自然、美术、音乐和语文等学科，教学形式上涵盖户外教学、小组学习、自然学习及体验学习等多种形式。”

还有些村小则通过“结盟”的方式抱团取暖，在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历经人口骤减的地区较为常见。2015年前后，河南濮阳县一些农村小规模学校就成立了“微型学校联盟”，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一专多能培训”，并通过联席会议、轮值主席、每月研讨、专题交流等方式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目前已有126个成员校。

这些探索都为乡村教育带来了更多可能。

（文中所有学生均为化名）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